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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戍边河西走廊一段天津知青的风云往事

万人戍边河西走廊一段天津知青的风云往事

  1964年7月,大约2000名天津青年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告别家乡,来到甘肃酒泉,加入甘肃农建十一师,戍守边疆。1965年5月到9月间,天津1500名应届毕业生、1600名社会青年再次加入甘肃农建十一师。1966年,又有多批天津青年来甘肃、宁夏农建兵团。此时,天津支边青年分布在新疆(9100人)、甘肃(1.19万人)、宁夏(2000人)、内蒙古(1000余人),总人数达到了2万余人。甘肃是天津支边青年最为集中的地方,算上后来人数,总人数达到了1.7万余人。

  这1.7万余人天津支边青年和山东、西安等地的青年一起,奋战在千里河西走廊。他们在千里荒原上兴建起了一座座农场,修建了一道道水渠,奠定了今日农垦系统的基础。

  李雅成是1.7万余名天津支边青年中的一位,从1965年落户甘肃到如今,50多年的时光抹去了太多的天津记忆,唯独乡音未改。不久前,不久前,原天津支边青年、著名书法家、 篆刻家、 省文史馆研究馆员李雅成讲述了他的支边故事。。

  1965年,我17岁,和大多数小伙子一样,毕业后就四处找零工干。那时,我正在当年的天津大沽造船厂打零工,主要是做木工。我们家,家传手艺是木匠,我从小就跟着父兄做木工活,也掌握了不少的技术。正好,大沽造船厂需要人做模具,我就在铸造车间制作木头模具,工资有40多元,当属比较高的工资了。

  春末,天很热,我记得是5月份,街头出现了“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之类的横幅。几个朋友给我说,甘肃的农建十一师到天津招人来了。我们的热情很高,支援边疆,建设边疆,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同时,我们从农建十一师打听来的消息说,这是部队建制,每人发一套军装。那年月,军装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很有力。另外,每月还有28元的津贴,再说家里人也希望我们早点出去,省得四处惹是生非。直到出发时,我都没有想过,到了边疆,我究竟干啥?脑子装的全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言壮语。

  6月20日,我们就出发了,坐的是专列,是从北京发车的,这也让我们骄傲了一阵子。一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七天八夜,才到了玉门镇。我们行李都很简单,只有被褥和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

  车上热闹得很,歌声不断。现在想起来,真正是热血沸腾。过了宝鸡,车窗外的景色就只有大山了,有些人就默不做声了。过武威后,看到的都是戈壁滩,荒凉得很,一些人心就凉了。

  6月28日到了玉门镇车站。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玉门镇车站的浮土没过了脚脖子。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仿照其他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跟着队伍慢慢前行。

  出了车站,我们上了大卡车,两个小时后,我们被拉到了玉门黄花农场。此时,农建十一师的一个团早已驻扎在那里,农建就是农业生产建设的意思,最早是在新疆成立,新疆境内有十个师,按照这个序列排下来,甘肃河西走廊的生产建设部队就被命名为农建十一师。农建十一师成立于1963年底,当时甘肃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布了文件,首任师长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八路李正肃,甘肃省委李友九兼第一政委,师部以下的各级领导有部队转业的军人,也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派遣来的干部。1970年,农十一师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1973年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一年后农十一师各农场交当地政府领导。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农垦系统各个农场。

  实际上,农建十一师只是个空架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只有各级团长、连长,而没有干活的士兵,所以农建十一师才到天津等地招人。

  到黄花农场后,我被分在了一团十连,住的是地窝子。什么是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斜坡,顺着坡在黄土层中开挖一个坑,在里面留一个睡觉的土台子,再在顶上铺上芨芨草压上土就算成了。当时,连队分得很细,有农业连、牧业连、工程连、机械连。十连是个农业连,我们整日里平田整地。后来,因我会木匠手艺,就把我调到了工程连。工程连的活就比较多了,盖房子、铺路、修水渠等等,我在天津是制作模具的,在工程连干的也是水泥模具制作。

  起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修建住房。虽然我没有盖过房子,但也着上架了。盖房子时难度最大的活是“人字梁”,需要提前放样制作。我不会呀,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先让他们砌墙,等墙差不多了再做大梁,这样不就保险了。这和传统的盖房工艺相反了,但当时也是一种办法。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无奈之举。

  酒泉那个地方,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沙尘暴。刚去时,沙尘暴还不算强烈。第二年春天,铺天盖地的沙尘暴,比现在大得多。各连队都在田野里干活,遇到沙尘暴就要收工,为了避免收工不一样,有个规定,田埂上站不住人就可以收工回连队了。

  我们平田整地时整出的田埂有50厘米高,等到田埂上站不住人时,沙尘暴已经很大了。回连队的路上,我们拿着铁锹头,挡在眼前,沙尘暴打在铁锹上“啪,啪”作响。沙尘暴大时,一夜间就把我们住的地窝子的门堵上了,早晨起来一开门,沙子堆了半地。

  艰苦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平常吃的都是苞谷,实在累得受不了,就请一回病假,享受一次给病号的优待,吃上一碗面条。这或许就是我们那个年月最美的享受。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建设边疆的想法来的,很单纯。但也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样,刚到玉门镇车站时,就有人哭着不下车。到了连队,有人长年装病,最后装成了真病号(当时规定,有病的可以退回天津)。据说有一个战友,为了离开农场,长年假装腿有毛病,最后习惯养成自然,改不过来了。

  那年月回家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我是比较幸运的,刚满三年就请上假了。此时,正是1968年冬天。谁知,等我回家不久,各个连队的派开始夺权了,各团场乱成一团,“武斗”就开始了,引发了一次回城。在混乱的局势中,大部分支边青年都回原籍了。这样一来,无形中我的探亲假也延长了。

  我们虽然回城了,可是户口粮食关系还都在农建十一师,时间一长,吃饭就成问题了。大家各施高招,我先是和几个朋友到河里抓鱼,以补贴家中,后来就四处找着打零工。回城的人越来越多,活也不好找,没有办法,我只好重操旧业,拿出在农场盖房子的手艺,四处帮人家盖个小房子,做家具。有时能赚点钱,有时纯粹就是帮忙,混碗饭吃。到1969年3月份,有了让我们回去的风声,街道上开始劝说了,单位上也发电报叫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粮食关系,吃不上饭,在城市中几乎无法立足,1969年4月份起我们就陆续返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依旧干着“修理地球”的活。我还在工程连。九大结束前夕,我们集中了全连的木料,做了一个宽约6米的巨型忠字匾,上面雕刻了主席像、向日葵等,在全团赛中夺得了第一。后来,部队战备紧张,靖远的一支看守监狱的部队调走了。上级从各团场抽掉出八个连,组成独立营,调到了靖远县红会地区看守监狱。这样我就离开了酒泉。再后来,我考入了甘肃省水利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水利系统,这才算有了一个线年,改革开放后,天津支边青年也返回了天津,当年的17000多人如今留在甘肃的估计有数百人。

  不论走到了哪里,屯垦戍边、支边开垦戈壁荒原的经历也融入了我们的血肉,成为我们人生的最大财富。而我们也学会了坚韧、执着、顽强,如同一株株戈壁红柳,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生根发芽。我常常这样说,在共和国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用我们的稚嫩肩膀替共和国扛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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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孙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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