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学术论坛专家观点撷英

文化与法律文化界分

二、中国的文化解读

崔蕴华(中国大学教授)

黄震云(中国大学教授)

回首历史,“轴心时期”诸子百家共同完成的突破,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帝国政制与法制传统,它始终抱持“大同社会”的,以建构和维持“天下和平”秩序为与法制的根本,其所追求的之“道”重在强调家和立法者之内在品质和德性的培育与塑造,礼仪作为外在行为规范在保障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同时,更要担负起培育帝国臣民之内在心灵秩序的重任。它因对“制度”之与价值的疏于理解而未能修成现代文明的“”,却可能在当代以至未来的旨在追求“人类和平”的实践中重新大放异彩,其前提当然是正视与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以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建设的首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现实的真正关怀不可能不涉及到自身的历史和传统。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集团和人类能变成一种秩序,它只有通过代代相传,才是历史的共同产物。”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绝非“无根”

一个方面,对于文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文化与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文化一直就是在不断变化生成着的,传统亦是在不断吐故纳新的。按新解释学的观念,传统文化就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与解释之中,经过这样的理解与解释,实现了“过去视界”与“当今视界”的融合,使传统文化得以更新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文化对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最基本的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而法律其实就是最低限度的,是伦理的底线。法律只有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仅仅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的文化,法律才能得以坚守。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人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情感、意义、价值等皆是由文化向我们提供的,可以说,文化就是我们的家园。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开始建设的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和意义都十分重大。但是,这种建设无法越过我们长期否定后来又主张优秀部分的传统文化。

文兵(中国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一方面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另一方面须应对现代与文明的冲击。在此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曾经现代怨恨之中而严重地迷失了方向,其结果是既没有取得“西化”的成功,又严重了自身的“传统”,走入无根又无助的尴尬境地。

在民间公案作品中,很多作品没有直接描写改良意识与启蒙意识,却在案件的精细叙述中暗含着公案故事的近代风范与价值。

传统文化不是释道儒,也不单单是文化,而是以为核心的主张天人关系和谐的文化。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尧舜禹夏商周时代逐步建立起来,经过汉唐逐步完善了的,以法关系为社会结构,礼乐文明为形态的,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创造过辉煌,并通过不断地修正、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与资源,而又以主流和民间两个层面传承。当代的法律和法制建立在的基础上,军事体制是其关键,这一措施只是对军事体制打开一扇窗口,还需要把整个屋子。因此,法律总是滞后于,治民全面,而治吏不足,重事实而不追求真实,也就难以担当社会的建设,所以需要对当代法律加快化的进程。当代的建设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理顺纪检、司法、执法关系,实事求是地推动文化、经济和的全面,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力量的发挥,将会有助于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大众的和谐,才能够建立起更好的社会及其关联的文化。

光绪年间出版的《武则天四大奇书》(即《狄公案》)堪称本土法律文学之精品。小说1至30回集中描写狄公在昌平县断案经历,核心内容是由当地酒店中两名贩丝客人被杀而引发的一系列案中案、案外案。两名湖州贩丝客人离奇被杀,经过侦查似无进展;而此时狄公在微服私访时偶遇一老妇生病,狄公去其家时发现其子死亡与其媳之笑必有关联。贩丝客人案件未破,而又有一士绅家新娘离奇死于新房。本以为是情杀,狄公在新房附近勘查时发现新妇曾吃茶的屋檐之上有毒蛇之涎而最终破案。同时,贩丝客人被杀案中相关犯罪嫌疑人也陆续登场。整个故事勘查手段缜密,案中案悬念迭出,与传统的包公案等迥异其趣,新意迭出。明代后期被称为中国公案文学的繁盛期,出版有大量作品。这种公案叙述模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武则天四大奇书》则呈现与众不同、顿辟异境的新鲜风格。它让人思考,在中国本土的公案叙事中也有严谨而新奇的探案类叙述,这种叙述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迹象,却与近代大量翻译的福尔摩斯断案故事有着契合之处。它也许暗示近代中国公案转型的本土力量。

“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总体上来说,是把它界定为一种人类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财富,是社会法律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而“文化”所要探讨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个问题。“”与“文化”,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且还可以作为两个相对的事物之间的互动来加以考察。

赵明(航空航天大学院)

近代公案文学的法律叙述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