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上过学，不识字，他却从工厂童工“摇身一变”成为肿瘤学家

没上过学，不识字，他却从工厂童工“摇身一变”成为肿瘤学家adobephotoshopcs6 如果把马特雷·萨言（Mutlay Sayan）的故事写成小说，一定会很畅销。他像是现实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一路突破重重困难，从土耳其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成长为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癌症研究所（Rutgers Canc

如果把马特雷·萨言（Mutlay Sayan）的故事写成小说，一定会很畅销。他像是现实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一路突破重重困难，从土耳其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成长为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癌症研究所（Rutgers Cancer Institute of New Jersey）的实习总医师。

然而，过去的苦难给予他的不是对成功的患得患失，而是在医学研究上深刻独到的思考和切合实际的人文关怀。

童年生活：贫穷与丰收的温暖

马特雷·萨言是在走廊上出生的。据说，他母亲分娩的时候，几个邻居从厨房拿了一把刀，用火消毒之后帮着剪断了脐带。没有人记得他准确的出生日期，他母亲只告诉他是在1987年夏天农收前的某一天。但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清楚的田间顽童，最终成了一位全身心投入放射肿瘤学研究的肿瘤学家。

马特雷在土耳其最东端长大。回忆起童年往事，他总是最先细数物质上的穷困。他们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他小时候从来没见过汽车，也没见过电视。他也从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明白“周末”的含义。但童年的回忆对他来说依旧是温暖、生动的，只是时间过去太久了，他感觉“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

马特雷还记得，自己最喜欢丰收时节一家人在天亮前驾着马车去田里劳作，那个时候他比田里棉花还要矮。他记得父母把棉花从棉铃上一个个摘下来，在丰收季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家人在棉花堆成的“山”前坐着，慢慢地把长得像杏仁的棉花籽挑出来。他还记得父母会小心翼翼地把收好的甜菜轻轻摆好，等着路过的马车运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制成糖。

图片来源：马特雷·萨言

马特雷现在的同事却很难将这些画面与现在的马特雷联系在一起。

负责指导研究中心实习医师的约瑟夫·韦纳(Joseph Weiner)说，“马特雷整天操作那台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巨型粒子加速器，小心翼翼地处理儿童病患大脑内的肿瘤。但其实他在10岁之前连灯泡都没见过。”

马特雷第一次在布鲁克林一家狭窄的披萨店向约瑟夫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约瑟夫觉得他的人生“就像电影一样”。

马特雷过去的经历给他留下的不只是指关节处的伤疤，还有他对病患的真诚关怀。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患者的存活率和放射治疗的副作用，还有患者在生活上的难处。这些患者经常需要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接受治疗，少了很多与朋友见面的机会，身体也渐渐感到乏力。“我们可以将患者的生命延长三个月，但在这三个月中他们会痛苦不堪。”马特雷的语气中透露出无奈。

青少年时代：工厂童工入学记

在马特雷大概11岁的时候，父亲被诊断出肺癌。为了让父亲接受治疗，一家人变卖土地搬到了伊斯坦布尔。到伊斯坦布尔的汽车走了将近24个小时。汽车穿过隧道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开进了马厩。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电视的时候，以为电视里的人也能看到他。他妈妈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立刻戴上了头纱。

他们最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一个郊外工业区落脚。他父亲的治疗开始后，他和妈妈以及姐妹们都进了一家当地的纺织厂工作。

纺织厂的机器震耳轰鸣，劳动强度也让人难以忍受。马特雷负责把上一位工人缝好之后扔进篮筐的T恤收集起来，把线剪断，然后叠起来传给下一位计件工。因为他太矮了够不到篮筐，只能先跳到篮筐边上，用腹部保持平衡才能把衣服拿出来。回忆起那时的生活，他说，“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须从这台机器飞快跑到那台，再跑到下一台。”

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昂，马特雷一家人一开始三餐只吃从老家带来的玉米。在一周唯一的休息日，马特雷会带着帮父亲测体重用的体重计到市场帮忙称重赚钱。他第一次赚到钱的时候，感觉全身充盈着胜利的喜悦，他用第一桶金买了胡萝卜和苹果。

从工厂用餐处向外一看就是一所学校，他在那里看到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

图片来源：马特雷·萨言

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了学校，要求跟校长见一面，恳求校长收留他。校长当时很忙，随便把他打发走了。“但她没有彻底拒绝我。”马特雷回忆道。

从那以后的三个月，马特雷每天都到学校去。他的策略很简单——不能让校长忘了他。最后校长终于妥协了，她说，“有一个奖学金能在你学习期间把工厂的工资补给你，这样你可以来读书，你父亲也能继续在医院治疗了”。马特雷至今对这位校长心怀感激。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校长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因为他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把他放在一年级年龄太大了，放到六年级他又跟不上。最后校长决定早上让他和同龄的孩子学习，下午让图书管理员帮他补课。提到那时自己学习的动力，马特雷说，“我当时好害怕自己做不好，害怕他们会把我送回工厂。”

青年时期：大洋彼岸的机遇

马特雷用了三年的时间从小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职业中学学习农业。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能识字写字的人，带父亲做检查、听取医生建议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

这是他开始对医学感兴趣的起点。

由于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他获得了去美国实习的机会。在美国的一个月，他寄宿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土耳其家庭。

当听到寄宿家庭的姐姐打算学工程专业的时候，他笑道：“不可能的，你爸爸和妈妈都不是工程师，学校不会录取你的。”

姐姐说：“不是的，在这个国家你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想学的专业。”

马特雷由此受到启发，转学到了美国佛蒙特大学。

像小时候一样，他不知道受了什么驱使，决心去癌症实验室从事志愿工作。他发了一封又一封邮件都石沉大海。这时候他心想，“好吧，他们肯定都很忙，我还是直接上门找他们吧。我之前就这么做过，再做一次也无妨。”

马特雷最后找到了一位研究土耳其中部矿产引发的间皮肿瘤的学者。这位学者正好需要一位会说土耳其语的助手。工作期间，马特雷发现了间皮肿瘤细胞能够抵御化疗，但特定的药物组合可以阻断这种抵抗。此时的马特雷已经拿到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和最优异学业成绩，这一研究帮助他直接进入了医学院。

在去癌症研究所实习之前，他已经开始在佛蒙特大学招募脑癌患者，研究他们为什么会长期感到乏力。他如今打算在新泽西州继续这项研究。

罗格斯癌症研究所放射肿瘤学主席布鲁斯·哈菲(Bruce Haffy)表示，马特雷不是普通的实习医师，因为“很少有医学院学生有能力基于自己的医学观察开展临床试验。”

如今：医学研究与人文关怀

对马特雷来说，学位、奖学金和文章发表这些光鲜的成就和荣誉背后，始终驱动他在医学世界探索的还是他父亲的病痛。父亲在马特雷完成中学学业之后就离开了人世，他从前承受的病痛驱使马特雷探索癌症患者长期感到乏力的原因。

马特雷观察到脑癌患者在化疗结束很久之后依旧全身乏力，他想研究清楚是肿瘤还是治疗过程本身导致了这一现象。如果能明白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什么原因出现乏力症状，他或许就能帮助他们缓解这一痛苦。

图片来源：马特雷·萨言

马特雷还致力于研究如何将乳腺癌的治疗变得更高效，从而缩短治疗周期。他解释道，“传统的乳腺癌治疗需要5到6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么长的治疗期。”因为父亲，他明白去医院接受治疗的路途有多艰辛，在时间和经济上又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压力。

他的姐妹最后都结婚了，但他的母亲依旧日复一日穿着同一件T恤衫去工厂工作，直到他从医学院毕业。“工资到手之后我每个月都可以寄钱给妈妈。”马特雷高兴地说，“她不用再去那家工厂工作了，我好开心。”

马特雷经常回土耳其，为了看望母亲，也为了开展医学研究。

两年前的夏天，他在土耳其几个城市之间流转，统计在当地定居的叙利亚难民的癌症患者比例。他发现难民中的癌症患者很少接受化疗，即使接受了化疗他们也往往不能按期前往医院。因为治疗全程是免费的，所以马特雷认为这些患者是受时间和交通成本所困。

对有些人来说，最弱势的群体接受不到及时的治疗是理所当然的，这一问题却深深困扰着马特雷。

对他来说，不管病人出身如何，他们在治疗过程中都不应该遇到阻碍。把医学研究局限在不受地缘政治和政策影响的真空环境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少有人愿意考虑谁来接收难民营的患者，什么样的国家政策能保证患者得到治疗。但这些正是马特雷在医学研究中最关切的议题，因为他也曾是那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他明白他们承受的苦难。

原文来源：STAT News

原文标题：As a kid, his factory work paid for his dad’s cancer care. As an oncologist, his research offers more than surv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