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钢铁产能过剩的“解药”

今年上半年以来，包括工信部、银监会在内的诸多部委多次强调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在5月13日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强调“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钢铁行业已经被“产能过剩”困扰了多年，笔者认为，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客观判断产能过剩的程度，正确认识产能过剩产生并一直存在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责，充分发挥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有形之手”应主要把住市场准入关，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程度低于欧美国家

人们说到钢铁产能过剩时可能会存在几个误区：一是以产能减产量之差等同于过剩，这等于说只有二者相等，或者产能利用率达到100%，才算没有产能过剩。但实践中几乎任何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达不到100%，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行业存在一定幅度的富余产能，不仅对保障供给是必要的，也是行业内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历史数据表明，钢铁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如能达到85%左右就属于比较正常。二是计算产能利用率时，将分母(产能)加上可能存在的瞒报数，而分子(产量)却不加，从而人为压低了产能利润率。三是以年末产能而不是年平均产能作分母，也有失客观。

笔者对上述因素进行调整后，计算出我国2008年~2012年的炼钢产能利用率分别为80.2%、84%、82.6%、84.4%和80.7%，明显高于同期欧美等国的水平。以欧盟为例，2009年以后，其产能利用率基本上都在70%以下。与他们相比，以85%的标准衡量，我国目前钢铁产能总体上确有过剩，但属于略有过剩。

钢铁产能过剩有其历史原因

在进入21世纪后，相关部门对我国钢铁产能和产量一直坚持“严重过剩”的总体判断，采取了以经济、行政手段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其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钢铁产能增长惯性所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钢产量由2000年的12850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71654万吨，累计增长4.58倍，年均增长15.4%;同期粗钢表观消费量由13886万吨提高到67270万吨，累计增长3.84倍，年均增长14.1%。高速增长的惯性遇上因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增长急剧减速，势必导致阶段性供求失衡。

二是总规模庞大和产业高度分散，企业个别决策容易忽略总体产能过剩的风险。我国有钢铁冶炼能力的企业有500家左右，其中钢产量最多的河北钢铁集团占全国钢产量的比例只有6%，而且多数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尚未实现业务分工和重组，子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企业容易产生“总产能虽然过剩，但不多我这一点儿”的想法;在市场供求矛盾加剧时，容易陷入谁也不肯率先减产的“囚徒困境”。

三是保守的消费预测和政府过度干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核准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根据已有产能和未来需求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但近十几年来，投资主管部门的预测从来都是保守的。在此情况下，投资主管部门认为“产能已经过剩，不能再上钢铁项目了”，结果管住了“守规矩”的国有大型企业和先进项目投资，却对因陋就简建设的小钢铁疏于管理，造成产能盲目扩张，落后产能大量涌现。

此外，在投资方向指引上，过去一直把“装备大型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引导企业把高炉、转炉越建越大，同时盲目与发达国家比“板管比”。于是，大型企业争相上板材生产线而放弃长材生产线，造成板材产能过剩程度远远高于长材。而且，与板材连轧机配套的大型高炉、转炉在技术上很难根据市场变化调节生产节奏，于是只好以低价出售，造成大型板材生产企业巨额亏损。